【宏觀專業報告】本週宏觀觀察與問答 2025/8/10
發布日期： 2025-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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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專業報告】本週宏觀觀察與問答 2025/8/10
關於半導體關稅
川普本週正式宣布，對進口半導體課徵 100% 關稅，不過，這不是單純的懲罰性關稅，而是與投資豁免綁在一起，只要企業承諾將晶片生產遷至美國，就能免稅進口。
發布場面精心安排在白宮橢圓辦公室，蘋果執行長庫克現身背書，宣布追加 1000 億美元美國製造業投資，讓蘋果的總承諾額衝到 6000 億美元，某種程度來說，這是一個政治與商業雙贏的劇本，川普得到大額投資政治政績，蘋果則換取了政策豁免與形象加分。
其他大型晶圓與記憶體廠如台積電、三星、SK 海力士，以及 GPU 大廠輝達，也因已在美投資而先天佔優，屬於第一批獲得豁免的受益者，從策略上看，這是川普用高關稅作為槓桿，逼迫供應鏈回流美國的教科書式操作。
回過頭看，100% 關稅足以讓全球半導體貿易震動，但由於豁免條款一開始就放得寬，市場恐慌並未持續太久，美國科技股回穩甚至創高，亞太市場則因各家企業的豁免前景不同而分化。
差別待遇加速 AI 集中化
與傳統按國別或產業別課稅不同，這次的豁免條件直接落在公司層級，這意味著，即使同屬晶圓製造業，有設廠的公司可能免稅，沒設廠的公司卻要繳 100% 關稅，產業競爭的規則因此被重新書寫。
對於已經或計劃在美國設廠的巨頭而言，這是一次絕佳的市場整合機會。台積電、英特爾、三星、格羅方德，不僅自家出口美國的晶片免稅，甚至連全球其他廠區的產出也享有待遇，這讓對等關稅形同虛設，蘋果照樣可以從中國出口的手機，而不用被課上高關稅，這種制度設計，實際上在鼓勵大型玩家，吃下無法自行投資美國的對手。
相反地，中國的中芯國際、台灣的聯電與世界先進、力積電，以及歐日多家 IDM，若缺乏美國設廠計劃，將首當其衝承擔稅負，進而喪失美國市場的價格優勢，長遠來看，這可能迫使它們被併購，或透過代工合作，借道免稅企業進入美國市場。
更大的變數，是川普若將稅率延伸到所有含晶片產品，衝擊將不再局限於半導體業，而是直達汽車、家電、通訊、工控、醫療設備等數十個製造領域，屆時，蘋果與少數豁免企業，將在美國市場享有明顯優勢。
投資數字與現實的落差
川普的宣傳重點，的確吸引了史上規模空前的企業投資承諾，然而，我們過去也提到，目前承諾數字，與實際可執行的資本支出相比，能發現顯著落差。
舉例來說，蘋果一年資本支出僅 100 多億，根本不可能有如此大單一的投資規模，所以蘋果宣稱的 6000 億美元，極可能包含供應鏈採購、長期合作合約與未來意向，不是單純由公司帳上現金支付，也就是說，蘋果的投資額承諾，可能包含了旗下鴻海、台積電的承諾投資額。
台積電的 2000 億美元投資，也是多座晶圓廠與供應鏈投資的總和，其中包含第三方出資與美方補助，扣除稅收優惠後，淨投資遠低於名義數字。
更大的問題在於，關稅執行細節至今模糊，首先，課稅依據是直接用晶片報關號碼，還是連同所有含晶片的模組、成品依 BOM 表課稅？若採後者，將涉及數以千萬計的產品組合審核，且不同客戶的採購規格與價格具高度機密性，執行成本極高。
其次，就算企業在美國設廠，供應鏈仍不可能完全本地化，進口的機台、材料是否享有豁免，沒有明確答案，一旦這部分被課稅，成本必然轉嫁給客戶，影響價格與需求，業界已有公司開始嘗試透過更改稅號來規避潛在關稅，但這只是暫時手段。
從產業觀察的角度看，這種制度不確定性，反而成了川普的談判籌碼，細則不急著公布，可以先讓企業陷於焦慮，逼其提早承諾投資。
台積電成最大受益者之一
台積電因為在亞利桑那，已有投產與興建中的晶圓廠，符合豁免條件，可免於 100% 關稅衝擊，這對其維持美國市場的價格競爭力至關重要，更重要的是，美國客戶如蘋果、輝達、AMD，多數是台積電的高毛利訂單，豁免意味著能在高端市場穩住地位。
反觀聯電、世界先進、力積電等專注成熟製程的廠商，如果不在美國設廠，將在汽車用 MCU、功率半導體等領域被迫讓出美國訂單，轉由免稅廠商承接，這種情況下，台積電甚至可能主動出擊，透過併購或策略投資，將這些廠納入自身體系，讓它們的產品掛在台積電名下出口，間接享受免稅資格。
這不僅能保護台灣晶圓製造業的產能，也能防止美國客戶流向其他免稅競爭對手，同時，這會進一步鞏固台積電在全球晶圓代工的市場集中度。
半導體關稅看法
從這次半導體關稅來看，川普這套政策的巧妙之處，很明顯不在於關稅本身，他根本沒打算真的收到這筆關稅額，而在於利用了企業對不確定性的恐懼，加大對美投資，穩固 2026 中期選舉，細則公布得越慢，企業就越急於主動靠攏白宮，這也是為什麼大企業會爭相宣布，動輒千億美元的投資承諾，即便實際支出未必那麼高。
對全球半導體產業而言，這會加速集中化，能承受高額投資的巨頭會變得更強，而中小廠若不尋找保護傘，就會被邊緣化或被併購，對美國來說，這是用企業資金為本土產業升級，外包成本的最佳途徑。
對台灣而言，台積電的優勢會進一步擴大，但其他晶圓廠的生存壓力也會同步增加，若台積電選擇整合國內其他廠，台灣晶圓製造業將進一步集中化，這既能保住出口市佔，也可能引發市場壟斷的討論。
關於台積電洩密案
本週大家聚焦的新聞，是台積電爆發 2 奈米製程技術洩密案，多名核心工程師，涉嫌將製程整合資料，外流至日本半導體設備大廠東京威力科創 (TEL) ，引發輿論震動，尤其日本的 Rapidus 的 2 奈米試產消息，在時間上與洩密案重疊，增加了外界的聯想空間。這起案件不同於以往一般營業秘密糾紛，而是直接由高檢署偵辦，並適用《國家安全法》中的最高規格。
一般的商業間諜案，通常由地方法院檢察署主導偵查，但這次卻升級到國安層級，原因在於 2022 年 6 月立法院通過的重大修法，當時國際科技競爭日益激烈，台灣政府意識到半導體、國防、資通訊等領域的核心技術，已成為地緣政治角力的焦點，傳統的《營業秘密法》雖然提供了民刑事保護，但量刑輕、偵查程序冗長，對跨國竊密案件的嚇阻力不足。
因此，立法機關在《國家安全法》中，特別增訂了「經濟間諜罪」與「國家核心關鍵技術營業秘密之域外使用罪」，明確將 14 奈米以下先進製程、特定軍工技術等列為國家核心關鍵技術，修法後，一旦有人試圖將這類技術外洩至境外，不論是否實際獲利，都會直接觸犯國安法，刑期最低 5 年、最高 12 年。
更重要的是，這類案件的第一審不再由地方法院受理，而是交由高等法院或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的專門法庭辦理，偵查階段則由高檢署直接主導，這不僅意味著，審理與偵查將由具備專業背景的法官與檢察官負責，也確保案件處理速度與國安等級一致。
日本竊取二奈米的戰略嚴重性
在討論案件細節之前，必須理解為何二奈米技術一旦外流至日本，嚴重性會遠高於外流至中國，這背後的關鍵，在於供應鏈准入與設備使用權，中國在美國主導的出口管制下，無法取得荷蘭 ASML 的 EUV 極紫外光曝光機，導致其先進製程必須繞道開發，時間差距被大幅拉大。
日本的情況截然不同，它不僅擁有 EUV 使用權，還是全球半導體關鍵化學材料的主要生產國之一，一旦取得台積電 2 奈米的核心製程資訊，日本廠商就能在現有設備與材料基礎上，迅速進行整合與優化，縮短追趕時間，對台積電而言，這不只是技術外流，而是可能直接催生具實力的市場競爭者，削弱原有的領先優勢。
雖然不太可能幾張照片，就能夠取得超越成果，但先進製程的價值不僅在專利本身，而在於整套生產參數、製程調校經驗與良率控制能力，這些資訊一旦外流，雖未必能立即被完全複製，但對競爭對手而言仍是巨大的捷徑。
舉例來說，台灣並非首次遭遇技術外流風險，2018 年，聯電被控協助中國福建晉華，竊取美光 DRAM 技術，美國司法部隨即以經濟間諜罪起訴，最終聯電繳交鉅額和解金並終止涉案專案，這起案件雖發生在美國法域，但對台灣企業而言，是一次切膚之痛，國際科技戰爭中，一旦被認定為技術竊取的幫凶，將面臨嚴重的商譽與市場損失。
在國際上，三星、英特爾等巨頭，也曾因內部員工向競爭對手洩密而陷入法律糾紛，這些案例共同顯示，高科技產業的核心資產並非廠房或設備，而是掌握在工程師腦中的知識與數據，當員工流動跨越國界時，若缺乏制度化的安全管理，任何企業都可能成為下個受害者。
TEL 與竊密傳聞的產業實情
不過，最近問了幾位前輩，和幾個在中科廠的同學，雖然不少人懷疑資料最終流向 Rapidus，但業界普遍對此說法持保留態度，畢竟東京威力科創 (TEL) ，是全球重要的半導體設備供應商，與台積電的合作密切且常態化，工程師在廠區中接觸與調整設備屬日常工作。
聽我同學說，平時在廠區，就有不少 TEL 的外派工程師，來台灣協助，設備商在製程導入期間需要大量參數來校準機台，雙方在作業現場交換資訊並不罕見。
因此，不少業界人士推測，涉案員工可能只是便宜行事，將資料提供給熟識的設備商同事，這些人並非直接對手，本身並不直接掌握完整製程 know-how，未必存在完整的國家級情報鏈，換言之，這起案件，更可能源於企業內控與文化習慣的漏洞，而非全盤的有組織竊密行動。
所以，部分媒體以戲劇化的方式呈現，渲染成秘密會晤、現金交易等橋段，然而，根據幾個朋友說法，某些場景，例如在星巴克、麥當勞見面，其實是半導體工程師日常加班、討論工作的常見地點，這種狀況好像不是很罕見。
所以我倒沒覺得這件事多嚴重，許多人對科技產業運作細節缺乏了解，容易以陰謀論填補認知空白，實際上，半導體製程的核心優勢不僅是單一參數，而是整體系統化的整合與管理能力，即使部分實驗數據外流，在不同廠房、不同供應鏈環境中未必能直接套用。
這起事件，事實上暴露出的是，高科技產業在資訊安全上的人性短板，台灣企業文化中，人際互助與非正式交流十分普遍，尤其在跨公司合作密切的環境中，工程師之間的資料分享常被視為便利操作的一部分，但當技術門檻與商業價值提升到國安層級時，這種習慣就成為風險來源。
此外，台積電的競爭優勢並非僅限於技術領先，還包括龐大的產能規模、嚴格的品質管理與高度配合的勞動文化，這些優勢是與組織與文化深度綁定的，外部很難在短期內複製。然而，如果內控鬆動、核心技術頻頻外流，再強的文化優勢也可能逐步削弱。
Rapidus 試產的背景與限制
至於 Rapidus 的 2 奈米試產消息，在時間上與洩密案重疊，增加了外界的聯想空間，其實，並不用太意外他們的技術挺進，如果回顧 Rapidus 的成立，是由日本八大企業合資、政府投入巨額資金，並與 IBM 合作，企圖在 2027 年量產。
事實上，IBM 其實早已研發出 2 奈米製程，但是良率一直跟不上其他晶圓廠，規劃產能僅為每月 2.5 至 3 萬片，對比蘋果、輝達動輒 10 萬片以上的需求，顯然不足以直接挑戰台積電的市場份額。
雖然 Rapidus 的存在，對台灣而言是一種潛在競爭壓力，但在短期內，它更像是一個地緣政治意義上的備援方案，而非全面性的替代者，要提防但不用過度擔心。
台灣面對疊加關稅與國際談判僵局的現實考驗
本週關稅正式課徵後，不少人都在聚焦當前出口商的新稅率，一開始是美日之間的輿論風暴。東京原以為，美方同意給予日本與歐盟，相同的特別條款，即若現行稅率低於 15%，則調高至 15%，高於者不再上調。然而，美國《聯邦公報》正式文件卻明確指出，將對日本輸美商品一律在現行稅率基礎上再加徵 15%。
這一結果讓日本國內譁然，從媒體到網路輿論，都批評政府被美方耍弄，甚至有人將此形容為國際版的詐騙事件，日本談判代表急赴華府，要求美方修改總統行政命令，白宮則在證實，日本銷美商品與歐盟銷美商品相同，不會在既有稅率上疊加 15% 關稅，將適用減輕負擔的特別措施。
這對台韓反而形成壓力，這次美國宣布對台灣徵收 20% 的對等關稅，是在原有最惠國 (MFN) 稅率上的疊加計算方式，例如平均 4.4% 稅率，加上 20% 變成 24.4%，如果無法像日本和歐盟，取消疊加條款，那麼將受到日本企業的顯著競爭。
政府態度與疊加爭議
關於疊加問題，產業界其實心知肚明，大家都知道是現有關稅疊加，但政府的溝通方式卻引發不滿，經濟部貿易署回應，強調早在 4 月就已公開說明稅率算法，因此不再重複解釋，然而，這種回應模式忽略了產業的真正關切，並不是不知道疊加，而是想知道台灣是否有機會像歐盟、日本一樣，爭取到免除疊加的特別條款。
這種不滿是可以理解的，因為的確過去這幾個月，外界既無法掌握談判進展，也不清楚政府的核心目標與優先順序，保密是有必要的，但當情勢越來越不利於台灣出口商，不滿當然容易展現。
畢竟，若疊加問題從一開始就沒有被列入主要談判項目，那麼即使名義稅率，降至與日韓相同的 15%，實際負擔仍可能大幅高於競爭對手，這種差距在價格競爭激烈的傳統製造業中，足以改變市場版圖。
所以，從政治溝通角度來看，面對牽涉產業生存的政策，政府應該主動向國人釋疑，清楚表達「免除疊加」是談判訴求之一，並說明在談判尚未結束前，產業應如何因應短期衝擊。
可惜目前的回應仍停留在，「持續與美方磋商」這類中性表述，所以現在最終目標是以國內市場和投資額來換取稅率下調，還是取消疊加關稅是前提，都無法知曉，這的確是很大的不確定性。
產業衝擊與競爭格局
目前來看，在疊加關稅加上當 20% 關稅正式生效，最直接的受害者是毛利率偏低、主要出口美國的傳統製造業。台灣約有 1.3 萬家傳統產業企業，包括工具機、扣件、水五金、手工具等，約三成出口商品受影響，牽涉的勞動人口達 20 萬人。
根據上市櫃公司毛利率統計，毛利低於 20% 的產業，如電器電纜、水泥、塑膠等，將面臨最高殺傷力。一旦與享有較低稅率的日韓競爭，台灣廠商要嘛調高售價、冒著失去訂單風險，要嘛壓縮利潤硬撐，無論哪種方式都會削弱長期競爭力。
尤其過去幾個月，新台幣急升，更讓出口業承受雙重壓力，對於毛利率僅 15%、淨利率不到 5% 的 EMS、工具機與汽車零組件業者來說，這等於在稅率衝擊之外再承受成本上升的打擊。假設台幣升至 28.5 元，這類企業的毛利幾乎全數蒸發。
台灣的談判處境與可能走向
目前台灣與印度、瑞士一樣，仍在爭取更佳條件，但美方看起來短期意願不高，川普政府的外交與經貿優先順序，顯然放在與中國談判「史上最大貿易協定」上，台灣議題很可能被暫時擱置，由於台灣的國際定位敏感，北京對任何深化台美經貿的舉措都持高度戒心，並可能採取行動延緩或干擾相關談判進程。
與日韓相比，台灣尚未像他們那樣，承諾大規模市場開放或巨額對美投資，食品安全管制也未鬆動，換言之，付出的代價相對有限，這是好事。另一方面，台灣出口結構中，半導體與資通訊設備佔據主要順差來源，而這些產品的主要買家是輝達、微軟等科技巨頭，早已獲得關稅豁免。因此，實際承受關稅衝擊的，是約 2.5 萬家以傳統製造為主的企業。
短期內，這 20% 的關稅可能持續數週，直到美中談判出現突破後，台美議題才有可能重新回到優先順位，對企業而言，等待談判完成固然是一種策略，但在全球供應鏈快速重組的環境下，被動等待意味著失去主動權。因此，一些業者選擇暫停出貨觀望，另一些則與客戶協商調價，或以壓縮利潤換取市場份額，甚至提前布局東南亞或墨西哥，以降低對美出口的直接稅負。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美方談判已經陷入僵局，那真的應該盡可能扶植國內企業轉型，我們沒有付出投資額、也沒有開放市場、半導體多為免稅，只負擔了稍微多一點的關稅，幫助企業走向非美市場，和鼓勵產業升級是最重要的。
1980 年代的美日廣場協議與半導體協議，是台灣今天處境的一面鏡子，當時日本對美國出口信心十足，認為即使半導體被課稅，也能靠汽車與電子產品彌補，然而，美國隨後以未遵守協議為由，對彩色電視、工具機等直接課徵 100% 關稅，重創日本製造業。最終在個人電腦浪潮與晶圓廠投資失誤下，日本半導體產業被台韓趕超，失去全球領先地位。
這段歷史提醒我們，與美國的貿易協議，往往不只是一次性談判，而是長期的條件博弈，即便現在取得較低稅率，未來仍可能因其他爭端而遭到追加制裁，對台灣來說，真正的長遠安全感不在於單一數字的高低，而是提升產業韌性與市場多元化能力。
關於惠頓文章
本週大家都在觀察惠頓的文章，來了解當前台灣政府面臨的處境。
從背景來看，Christian Whiton 在美國共和黨內，屬於資深且跨派系活動的外交人士，早年曾在小布希政府擔任國務院高級顧問，負責公共外交與東亞事務，川普第一任期時也回鍋國務院參與亞洲政策制定。
他的職業經歷橫跨智庫、證券投資與政治公關，與華府的保守派智庫如「國家利益中心」、傳統基金會等都有合作。他同時在 Fox News、BBC、Sky News Australia 等媒體活躍，經常評論美中關係、台海局勢與美國內政，因此在保守派聽眾與媒體圈具有一定影響力。
在〈How Taiwan Lost Trump〉這篇文章中，惠頓直指台灣在川普二度掌權的時代背景下，面臨一個與八年前完全不同的華府環境。他認為，民進黨政府長期押注民主黨與自由派圈子，忽略了共和黨內的權力重組以及 MAGA 新右翼的崛起，這種錯估使得台灣在川普的評價中逐漸失分。
他提到，賴清德在川普連任當天，沒有比照蔡英文 2016 年主動致電賀喜，並指責駐美大使蕭美琴與華府「左派圈」關係密切，例如接見被川普陣營視為敵意濃厚的民主基金會 (NED) 負責人，進一步強化了民進黨「長期偏向民主黨」的印象。他還將台灣的 LGBTQ 平權、綠能轉型等政策列為與新右翼價值衝突的例證，並認為台灣未積極解決這些分歧。
惠頓尤其批評台灣外交，未能順應川普交易型國際關係的核心邏輯，川普對外政策的判斷標準，重點不在理念表態，而在於是否能提供美國實質利益。對台灣而言，這包括開放美國農產品市場、主動增加美國能源進口、擴大美資在台投資、以及在國防支出上比照以色列與波蘭等前線國家。
惠頓認為，台灣在這些面向的動作有限，農業與金融市場壁壘依舊、對美國企業仍有高稅負與法規限制、軍費占 GDP 長期在 3% 以下、台積電雖有在美設廠但未承諾更多先進製程落地，結果在與日韓的關稅談判中缺乏籌碼，最終被課以 20% 關稅且談判時程未定。
他對賴政府事後聘用 Ballard Partners 遊說公司同樣持懷疑態度，在他看來，這是臨時抱佛腳的短線操作，既無法安撫長期協助台灣的共和黨友人，也很難打動川普本人，甚至可能被視為缺乏戰略一致性的政治保險購買行為。
最後他總結，若台灣不徹底調整策略，捨棄單一的自由民主小島形象，轉而回應 MAGA 對實際利益的需求，就會被視為不可靠且不值得保護，畢竟從過去支持烏克蘭、LGBTQ 平權，到綠能政策，這些都與美國新右翼價值觀背道而馳。他建議台灣提高軍費到 GDP 5~10%、以投資換減稅、重新包裝能源與產業政策，並與川普核心圈建立個人化外交連結。
文章的爭議與值得反思之處
我讀完後，覺得這篇文章讀起來是滿有道理的，不過，惠頓的觀點，雖反映了 MAGA 陣營部分人士的真實想法，但並不代表美國對台政策的全貌，甚至在某些地方過於簡化與片面，他將台美關係近期的緊張，幾乎全歸因於台灣價值錯配，與過於偏向民主黨，這忽略了川普關稅與外交施壓的多重因素。
從關稅決策來看，川普往往在多邊比較中調整對各國的稅率，以平衡整體談判框架。例如，當日本與韓國透過市場開放與軍事承諾，爭取到 15% 與 17% 的稅率時，川普需要在其他國家維持較高關稅，避免讓讓步看起來不成比例。
馬來西亞則因協助美國確保稀土供應，稅率從原本的 25% 降到 19，越南雖是共產政權，但因全面開放市場、協助防堵中國轉口，也維持在 20%，這些案例顯示，稅率高低更多與具體利益交換相關，而非意識形態立場。
同時，台灣在軍售與供應鏈合作表現，被惠頓幾乎忽略。近年台灣大幅增加對美軍購，並積極響應美方在半導體產業鏈的戰略布局，這些都是加分項，至於所謂的左派議題，在台灣更多是社會發展與國際形象的需求，而非針對美國內部政治的表態，台灣在反共立場與國防自主上的政策，與美國保守派高度契合。
同時，惠頓的說法，缺乏川普本人或其核心官員，直接以此作為對台施壓的證據，觀察川普的行事風格可知，若對某國不滿，他往往會高調開罵並伴隨具體制裁，像是南非、俄羅斯、巴西、加拿大、印度，以及長期的中國，皆是如此，但對台灣，他迄今未有公開指責或懲罰，至少不常發文，顯示這些指控未必反映他的真實政策考量。
事實上，川普第一任內不僅未冷落台灣，反而在軍售、高層互訪等方面打破慣例，顯示他對台灣戰略價值有明確認知，台灣被課徵 20% 關稅，更多是貿易與產業談判結果，而非意識形態懲罰，與其說是因左傾導致失寵，不如說是談判桌上的籌碼交換談不攏。
川普決策的核心，不只局限於意識形態，而是是否符合他的優先利益，強化供應鏈安全、增加國防投入、圍堵中國，觀察馬來西亞、越南等案例可見，能解決他戰略需求的國家，即使政治立場迥異，也可獲得較優待遇。
同時，惠頓的背景是政治公關，曾短期任職於川普政府，現於 DC International Advisory 工作，他在文中暗示台灣應加強與 MAGA 陣營的關係，這在華府語境中，容易被解讀為應聘專業公關公司出手，諷刺的是，MAGA 核心理念之一，就是痛恨深層政府，而遊說業正是其中重要組成。
事實上，本週《Politico》的調查印證了這一點。至少三十個國家在關稅談判中，聘請新的華府遊說公司，試圖降低或撤銷懲罰性關稅，包括南韓、日本、波士尼亞、厄瓜多等，但多數國家砸下數百萬美元後仍空手而回。
比如印度即使斥資 1800 萬美元，聘請川普長期顧問 Jason Miller，也因持續購買俄羅斯石油、未簽訂貿易協議而被加徵至 50% 關稅。
相比之下，與川普有良好私人關係的國家領袖，更容易取得成果，像墨西哥總統依靠個人關係，將大部分商品關稅維持在 25% 或免稅，而加拿大即使多省動員遊說團隊、頻繁安排會面，仍遭課徵 35% 關稅，這些對照顯示，在川普當前的外交模式下，領袖層的直接互動往往比傳統遊說更有效。
所以，川普本身具有外交雙面性，能同時對一國釋放善意又加以施壓。對中國既友好又加徵關稅，對台灣一邊稱讚台積電投資美國，一邊提高關稅。他的模式更接近交易與槓桿，而非情感忠誠。從這個角度看，「失去川普的心」本身就是偽命題，因為幾乎沒有人真正擁有過他的心。
總結而言，〈How Taiwan Lost Trump〉提供了一部分美國新右翼的真實觀點，但不足以代表整體美國對台政策，台灣的重點不在於討好川普，而在於在其交易式外交中爭取最大利益，並在象徵性外交退位後制定以實質利益為核心的新戰略。在川普的世界裡，最友善的表態往往是不表態，而被他稱為朋友，反而要小心下一步的籌碼交換。
台灣關稅不算特別壞 但不確定性大
從結果來看，賴政府在對美談判上並非完全失利，原本威脅的 32% 關稅降至 20%，在全球多國普遍面臨高關稅的情況下屬於中間水準。更重要的是，川普迄今未在公開場合批評台灣，這在他的外交風格中是一種隱性友好，觀察他對加拿大、印度、南非的作法可知，對不滿的國家他往往會直接點名甚至輿論攻擊。
不過，新右翼在共和黨內的主導地位已是事實，台灣若要維持與美國的合作，必須適應這種政治文化轉變，川普與其核心圈評估合作的標準，不在於對方是左是右，而在於能否在經濟與安全上提供實質價值。對台灣而言，這意味著要在軍事上展現更高比例的自我防衛投入，在經貿上提出具體且有吸引力的市場開放與投資方案，在產業合作上加強供應鏈安全與關鍵資源互惠。
此外，台灣必須保持跨黨派外交的韌性，不能因加強與新右翼互動而忽略與民主黨的連結，否則在美國政權再度輪替時會陷入孤立，外交團隊也需精準向國內社會解釋這些取捨，避免讓單一派系的評論被出口轉內銷，成為內部政治攻擊的工具。
原文與翻譯：
台灣如何失去川普
川普政府眼中的民進黨政府：受制於左派文化議題、對美國商業漠不關心、對國防不上心、也不願意縮減貿易逆差
克里斯汀·惠頓 (Christian Whiton)
在未能與川普政府達成貿易協議後，上週五台灣遭到美國對出口至美國的大多數商品徵收高達 20% 的關稅——從原本的 10% 調高，而且比日本、韓國與歐洲 (已與川普達成協議) 的稅率更高。
在川普總統第二任期和所謂的「美國復興」中，許多國家遭遇不利的命運，而台灣名列前茅。其政府幾乎提供了一個「如何不應對後全球化美國」的完美反面教材。
這次加稅緊隨著不久前台灣總統賴清德訪美行程的羞辱性取消——據報導，這是川普本人決定的。賴原訂行程包括經過達拉斯與紐約，作為前往拉丁美洲少數與台灣保持邦交國的「過境訪問」的一部分。
取消的推測原因之一，是川普正全力與中國達成交易，而中國將事實上獨立的台灣視為其「財產」。在與富裕且能源出口的中東國家達成貿易協議，並即將完成與日本、韓國和歐洲的談判後，完成與中國的協議將涵蓋美國大部分重要的貿易量。 (加拿大與墨西哥最終也會被迫接受對川普有利的條件。)
台灣政府私下將這項追求中國協議的行動，歸咎為訪問取消以及未能在 8 月 1 日期限前敲定貿易協議的原因。但這個說法遭到川普政府內部人士的質疑。川普官員表示，如果賴放棄紐約、僅訪問達拉斯，川普會批准行程。他們同時質疑台灣的貿易談判策略，並與日本等成功國家相比之下，顯得拙劣。
問題不僅是川普當前專注於與中國的交易，或即將舉行的川習峰會。台北陷入的困境可以追溯到多年以前，而且不易逆轉。
台灣的錯誤策略，在川普去年連任當天就已顯露端倪——賴清德並未嘗試致電川普表達祝賀。賴的前任蔡英文在 2016 年川普首次當選時，正是這麼做的。當年川普接起這通電話成為國際新聞，因為美國領導人很少與台灣領導人直接通話，畢竟雙方沒有正式外交關係。
雖然考慮到 2016 年通話的爭議，川普可能會拒絕重演以免激怒中國，但也有可能這位興奮的勝選者會再次接起電話，重申美台領導人可直接對話的新先例，並釋出雙邊關係良好的信號。
台北一些人表示，有與川普有關係的朋友勸賴不要打這通電話。這本身就是問題：這些顧問給了錯誤建議，或許因為他們缺乏與川普的真正管道。賴應該自己判斷，讓川普決定是否接聽祝賀電話。然而，他選擇透過發言人發出形式化聲明。
這種做法，與四年前台灣官員對拜登就職時的欣喜形成鮮明對比。拜登在奧巴馬時期擔任了八年副總統，那段時間中國在經濟、軍事、科技領域對自由世界的威脅急遽擴張，而美國經濟與軍力衰退，對台政策也相對冷淡。拜登是長年參議員的產物，代表了失敗的外交政策建制派，其核心假設是中國崛起不可避免且將是和平的，只要美國不採取「挑釁」行動捍衛自身利益。2011 年擔任副總統的拜登甚至在《紐約時報》撰文，荒謬地為北京的掠奪性經濟政策辯護：「我仍深信，一個成功的中國會讓我們國家更繁榮，而不是更不繁榮。」
台灣駐美代表蕭美琴獲准出席拜登的就職典禮。她與同僚對此大肆宣傳，彷彿是重大外交突破。蕭自稱「戰貓外交」，並在典禮的後排拍攝影片，戴著口罩 (儘管身處戶外) 宣稱「自由是我們的共同目標」——這象徵了台灣疫情期間不幸的防疫政策，讓大多數美國人多年無法造訪。
令人遺憾的是，台灣外交官在拜登政府時期自認處於有利位置，但缺乏證據支持。拜登雖打破美國的刻意模糊政策，多次表示若中國攻擊台灣，美國會防衛台灣，但他的幕僚總會在他離開麥克風後馬上收回說法。如今我們清楚，這反映出這位老人並不真正掌控他的政府。許多美國選民因此支持川普，以終結他們認為拜登對北京軟弱的作風。
2024 年，台灣選民選蕭美琴為副總統。多數華府觀察家認為，賴在對美政策上聽從她的意見。這成為台北與川普互動的一大問題。自 1979 年美國與台灣斷交以來，所有台灣駐美代表都受限於不能像真正大使那樣行事，但這並非唯一問題：蕭顯然屬於反對川普及其政策的圈子。
她任內最自在的場合，是與華府的「人權產業複合體」交往——由國際共和研究所、國家民主基金會等組成的機構群落，表面上跨黨派，實則屬於全球化派系，並將川普視為民主最大威脅。川普試圖切斷這些組織的經費。
2022 年，蕭在左派的《華盛頓郵報》撰文，實際上與拜登政府的挺烏政策站在同一陣線，寫道：「烏克蘭戰爭已讓全世界明白，民主國家並肩對抗威權侵略的重要性。」當時或許看似政治安全，但對了解川普基本盤的人來說，這是毫無必要的風險——因為許多川普支持者認為這是全球化計畫的昂貴且危險的延伸。
她在民主黨掌控白宮與國會兩年的任期內，本就不適合留在華府。她對拜登政府的熱情疏遠了共和黨人——而真正能在軍售與對中政策上提供台灣實質幫助的，永遠是共和黨。蔡英文總統府宣稱蕭「被國際媒體評為華府最有影響力的大使之一」的說法，更是毫無根據。
如今，在共和黨全面掌控華府、川普重返白宮之際，讓像蕭這樣的人主導對美關係，更是毫無意義。她雖未直接譴責或疏遠川普，但顯然更希望拜登連任，且與川普或其核心幕僚缺乏政治與人脈上的聯繫。她及其政治派系，屬於全球化左派。
更不可思議的是，這種作法在台北仍延續。7 月 29 日，賴清德在總統府熱情接待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會長戴蒙·威爾森——川普試圖廢除這個曾妖魔化他，且有理事在文章中將他比作「希特勒、史達林和墨索里尼」的政府資助機構，甚至還是「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訴美國政府案」的原告。賴為何要公開會見這樣的對象？是蕭建議的嗎？
不幸的是，這些錯誤發生在台灣形象在美國不佳且持續下滑之際。
對多數關心外交政策的美國人來說，台灣不僅不是與中國對抗的資產，反而是負擔——可能把美國拖入不想要的戰爭，且缺乏文化上的必然連結。台灣政府拒絕將自己定位為願意不惜一切生存的自由資本主義堡壘，而是把形象限縮為一座晶片工廠。
川普雖以將外交細節交給幕僚聞名，但他對台灣有一件事很清楚：台灣派出在染色體檢測中呈現男性結果的拳擊手林郁婷參加奧運，並擊敗女性對手奪金。台灣政府甚至派出美製 F-16 戰機迎接他的歸國航班。川普對此與另一位擊敗女性的跨性別阿爾及利亞選手一併表示遺憾。
川普也深信台灣的半導體產業竊取了美國技術。他去年說：「你知道嗎，台灣偷走了我們的晶片產業……還想要我們保護。」媒體與反對者急忙「查核」這一驚人言論，聲稱不實。但事實上並非完全錯誤——美國司法部在 2008 年與 2018 年都曾起訴台灣人竊取半導體商業機密。2010 年代初，我曾與一位台灣半導體業老手談話，他不好意思地承認，自己在 1990 年代的工作就是「逆向工程」美國晶片——從成品推測設計與製程以便竊取。 (諷刺的是，那時我正受台灣政府資助訪問台灣，而如今他們大聲否認竊取。)
川普身邊的人也知道，他很關注各國的國防開支。他是否知道賴承諾將國防支出提高到 GDP 的 3%？更可能的是，他知道台灣實際開支低於此數字，而且一度還計劃今年減少軍費。
台灣年度國防支出僅約 200 億美元。相比之下，人口不到台灣一半、同樣長期受威脅的以色列，軍費卻是台灣的兩倍以上。川普與其國防部高層柯比 (Bridge Colby) 都認為，台灣應將軍費提高至 GDP 的 10%，接近以色列的歷史水準。台灣對此幾乎沒有討論——從華府的角度看，台北只是聲稱會小幅增加軍費，最後連 modest 目標都沒達成。
川普團隊雖理解賴面對在野黨掌控立法院的困境，但對其改善局勢的希望已徹底破滅。7 月，民進黨試圖罷免 24 位國民黨立委，全數失敗——這在台灣政治史上前所未見。雖然民進黨官員將行動歸咎基層發起，但該行動部分由時任黨秘書長林右昌及黨團總召柯建銘策劃。
這場挫敗突顯賴與民進黨在選民中的困境，無法解決基本民生問題，只寄望對中強硬與攻擊國民黨親中形象能維持支持度。
民進黨內缺乏對商業關鍵議題的討論，如臨時居民移民鬆綁、對銀行與保險業的過度監管、以及能源成本。台灣對美國農產品設有極高關稅與非關稅壁壘，亦限制中資進入，即便這些資金可不附帶政治條件。2020 年北京終結香港法治後，台灣幾乎未吸引任何逃離的資本，主要受益者是新加坡。
在台生活或經商的美國人面臨諸多不便——外籍人士普遍難以在台開戶，即便與台灣人結婚，也要經過冗長繁瑣的程序。信用貸款對高信用美國人亦不易取得。
為取悅環保人士，民進黨關閉最後一座核電廠，並補貼日益昂貴的電價。國營電力公司去年虧損 130 億美元。有民進黨官員認為，台灣去核後依賴進口能源反而有利，因為進口美國天然氣可減少美台 740 億美元的貨物貿易逆差。但這並不能實質改善逆差：川普團隊眼中的民進黨，是受制於去核、跨性別等左派文化議題，對美國商業漠視、對國防不嚴肅、也不願解決逆差。
台北知道自己與川普的關係有問題，但改變的努力乏善可陳。今年 5 月，台灣駐美代表處以每月 6 萬美元聘請 Ballard Partners 進行「策略倡議與政府關係」工作。表面看似明智——該公司近年僱用過川普友人、前佛州檢察長潘·邦迪等。但事實上，這對長期在華府推動台灣利益的人士是一種侮辱。民進黨多年來與奧巴馬、拜登圈子過從甚密，視共和黨支持為理所當然；直到意識到美國新右翼興起、且對台冷淡，才象徵性地找了幾個傳聞中與川普關係好的說客。 (順帶一提，Ballard 在部分川普核心圈中已不受歡迎。)
這正是台灣失去川普的核心原因——而且這種衰敗將持續超過任何未來的貿易協議。問題不只是外交失禮、國防不足、承諾誤導、外界懷疑台灣是否願意自衛、美國智慧財產被竊、奧運金牌的爭議、迎合其他覺醒議題、反商政策，而是根本沒有嚴肅嘗試解決這些問題，也無法理解並與美國新右翼建立聯繫。這不是隨便砸錢請說客、邀請無關痛癢的前官員訪台領個勳章就能解決的。
川普實質上已為全球化、冷戰後時代落幕拉下帷幕。一個新的世界秩序正在形成——幾乎沒有任何外交與經濟專家預測到。它有許多全球的行動者與動態，但核心是美國的新右翼——他們不會贏下每次選舉，但正處於上升期，將在本屆川普政府、任何共和黨接班人，以及未來多年內，成為不可忽視的政治力量。台灣必須面對這個截然不同的環境——很可能還需要自身政治形態的重大調整。
How Taiwan Lost Trump
Trump officials see a DPP-led government that is beholden to lefty cultural issues, indifferent to U.S. business, unserious about defense and unwilling to close a trade deficit
After failing to reach a trade deal with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Taiwan on Friday was dealt steeply escalated tariffs of 20% on most goods exported to the United States — up from 10% and notably worse than levies applied to Japan, South Korea and Europe, which obtained deals with Trump.
Of all of the countries that have seen their fates altered negatively by President Donald Trump’s second term and its budding American renaissance, Taiwan ranks near the top of the list. Its government has created a nearly perfect case study for how not to handle the post-globalist United States.
The tariff hike came on the heels of the recent humiliating cancellation of Taiwanese President Lai Ching-te’s (賴清德) visit to the United States — reportedly decided by Trump himself. Lai’s itinerary included stops in Dallas and New York as part of a “transit visit” on his way to one of the dwindling number of countries in Latin America with which Taiwan has formal diplomatic relations.
A presumed reason for the cancellation was that Trump is in full deal-making mode with China, which mistakes de facto independent Taiwan for its property. With trade deals effectively settled with the wealthy and energy-exporting Middle East, and nearing completion with Japan, South Korea and Europe, finishing the China deal would account for most of the trade that matters to America. (Canada and Mexico will inevitably be brought to heel on terms advantageous to Trump.)
Taiwan’s government privately blames this quest by Trump not just for the trip cancellation, but also for its failure to finalize a trade deal before the August 1 deadline. But that explanation is disputed by administration insiders. Trump officials say that the president would have approved Lai’s trip had he dropped New York and visited only Dallas. They also have questioned Taiwan’s trade negotiating strategy and contrasted it with those of more successful countries like Japan.
The problem is bigger than Trump’s current focus on a deal with China and an expected summit between Trump and Chinese leader Xi Jinping (習近平). The lamentable situation in which Taipei finds itself goes back years and cannot be easily reversed.
Taiwan’s bad strategy started to become obvious the very day Trump was reelected last year, when Lai failed to attempt to call Trump to offer his congratulations. Lai’s predecessor, Tsai Ing-wen (蔡英文), had done precisely that in 2016 when Trump was first elected. That Trump actually took the call made news since American leaders seldom talk to their Taiwanese counterparts given the lack of formal diplomatic relations.
Given the controversy over that 2016 discussion there was a chance Trump might decline a repeat performance to avoid angering China. But then again, maybe the ebullient victor would have taken the call, reaffirmed a new precedent that the leaders of America and Taiwan could speak directly to each other, and signaled decent relations.
Some in Taipei have said that Lai was advised by friends with ties to Trump not to attempt the call. That in itself is a problem: Such advisors gave bad advice, perhaps because they lacked real access to Trump. Lai should have had the judgment to let Trump himself decide whether or not to take a congratulatory call. Instead, Lai issued a pro forma statement through a spokesman.
This action struck some of those in Washington who follow Taiwan as remarkably different than the seeming joy Taiwanese officials expressed over the inauguration of Joe Biden as president four years earlier. Biden had been vice president for eight years during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which saw Chinese economic, military and technological threats to the free world mushroom amid U.S. economic and military decline and weak policy that included keeping Taiwan at an arm’s length. Biden was also a product of the decades he spent in the Senate and embodied a failed foreign policy establishment whose most indelible assumption was that China’s rise to supremacy was inevitable but would be peaceful unless the United States did something provocative like stand up for itself. As vice president, Biden took to The New York Times in 2011 to opine soothingly but ludicrously about Beijing’s parasitic economic policies: “But, I remain convinced that a successful China can make our country more prosperous, not less.”
Taiwan’s representative to Washington, Hsiao Bi-khim (蕭美琴), was permitted to attend Biden’s inauguration ceremony. She and her colleagues bragged about it as if it were a major diplomatic breakthrough. Hsiao, who described her style as “cat warrior” diplomacy, declared on video from the cheap seats at the inauguration that “freedom is our common objective.” She did so speaking through a face mask despite being outdoors — a symbol of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s unfortunate pandemic response that kept most Americans from visiting for years.
Sadly, Taiwanese diplomats professed themselves to be well positioned during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despite a lack of much evidence. Biden did in fact break with U.S. precedent of intentional ambiguity by saying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defend Taiwan if China attacked. However, Biden’s aides walked back each of his statements — sometimes just moments after the president left the microphone — in what we can now see was control of a dotard who was not really in charge of the administration that bore his name. Many American voters voted for Trump to put an end to what they saw as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weakness toward Beijing.
Taiwanese voters elevated Hsiao to the vice presidency in 2024. Most analysts who follow Taiwan in Washington believe that Lai defers to her on policy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 This is a significant part of Taipei’s problem with Trump. Like all Taiwanese representatives in Washington since the United States terminated formal relations in 1979, Hsiao was impeded by her inability to function as a real ambassador would. But that was not the only problem: She is easily recognizable as part of the clique that hates Trump and all of his policies.
Throughout her tenure she was most at ease with what one might call the “human rights industrial complex” in Washington — the archipelago of people and organizations ranging from 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 to 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claiming to be both Democrat and Republican, but more properly seen as part of globalist uniparty in the Washington swamp that views Trump as the biggest threat to democracy. Trump has sought to defund these globalist organizations.
In 2022, Hsiao published an opinion piece in the left-wing Washington Post effectively aligning Taiwan with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decision to intervene on behalf of Ukraine, writing: “The war in Ukraine has made it clear to the world how important it is for democracies to stand shoulder to shoulder against authoritarian aggression.” This probably seemed politically safe at the time, but was a pointless risk to anyone who understood Trump’s political base, much of which viewed Biden’s intervention as an expensive and risky extension of the globalist project.
The presence of Hsiao in Washington did not make much sense during the two years that Democrats controlled the White House and both houses of Congress. Her joy toward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alienated Republicans on whom it will always fall to deliver real help for Taiwan — especially on arms sales — and to advocate strong policy toward China generally. An unsourced claim about Hsiao by Taiwan’s president’s office saying she was “… named in international media as one of Washington, D.C.’s most influential ambassadors” is plainly ludicrous.
Today, with Republicans in control of all of Washington, led by Trump at the White House, it makes even less sense for people who think like Hsiao to guide Taiwan’s relations and represent its image. She has not condemned or alienated Trump specifically, but there is little doubt she would have preferred a second Biden term and has no political or personal avenue to relate to Trump or his top aides. Like her political faction, she is a woman of the globalist Left.
Inexplicably, her approach continues in Taipei. On July 29, Lai warmly receivedthe head of 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Damon Wilson, at the Taiwanese presidential office. Trump has sought to eliminate the government-funded Endowment, which demonized him and even had a board member who likened him in writing to “Hitler, Stalin and Mussolini.” It is also party to a lawsuit titled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v.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ow could it possibly be wise for Lai to take this meeting and make it so public? Did Hsiao advise it?
Unfortunately, these mistakes come at a time when Taiwan’s image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poor and declining.
Far from being seen as an asset in the struggle with China, most Americans who follow foreign policy see Taiwan as a liability. Not only might Taiwan drag America into an unwanted war with China, there is little cultural affinity for Taiwan as something America must defend. Taiwan’s own government declines to position it as a capitalist bastion of freedom that will do whatever it takes to survive, instead advertising it as a computer chip factory.
Trump is famous for leaving the details of foreign policy and foreign culture to his lieutenants, but there is one thing he clearly knows about Taiwan: It sent a boxer, Lin Yu-ting (林郁婷), whom a test indicated had male chromosomes, to the last Olympics. The boxer brought home a gold medal after pummeling a woman.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dispatched U.S.-made F-16 fighter jets to welcome his flight home. Trump lamented the boxer’s victory along with another one by a transgender Algerian who similarly beat up a woman.
Trump is convinced that Taiwan’s semiconductor industry purloined U.S. technology. He remarked last year, “You know, Taiwan, they stole our chip business … and they want protection.” Taiwanese organizations and Trump’s opponents in the media jumped in to “fact check” Trump’s shocking and false assertion. Except it wasn’t false, and like much of what Trump has said that is shocking, further examination proved the claim to be true, at least in part.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charged Taiwanese citizens in 2008 and 2018 with stealing semiconductor trade secrets. In the early 2010s, I spoke personally with a veteran of the Taiwanese chip business who sheepishly volunteered that his job in the 1990s was “reverse engineering” U.S. semiconductors — the process of inferring design and manufacturing processes from a finished product in order to steal them. (Ironically, I was then on a junket to Taiwan funded by its government, which today vociferously denies claims of theft.)
Those close to Trump also know him to pay attention to how much a government spends on defense. Is it possible that Trump knows that Lai has promised to increase Taiwanese defense spending to 3% of national output? It is more likely that he knows that Taiwan actually spends less than this amount and at one point was set to decrease military spending this year.
Taiwan’s annual defense expenditure is only about $20 billion. For comparison, often-threatened Israel, with less than half of Taiwan’s population, spends more than twice what Taiwan spends on defense. Trump and his top policy appointee at the Defense Department, Bridge Colby, have both suggested Taiwan should be spending about 10% of its gross domestic product on defense, bringing it closer to Israel’s historical norm. A debate about whether or not this is the right amount seems never to occur. From Washington’s vantage, Taipei is making claims it will increase spending modestly and then failing to meet those modest goals.
Trump officials who focus on Taiwanese politics may understand and even have some sympathy for Lai given that he faces a legislature controlled by his political opposition. But any hope that Lai could improve the situation just failed in spectacular form. Lai’s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DPP) attempted in July to recall 24 opposition Kuomintang (KMT) members of the legislature. The DPP failed in each case — a public rebuke unprecedented in Taiwanese political history. While DPP officials blame grassroots activists for starting the recall effort, it was advocated and managed in part by Lin Yu-chang (林右昌), the party’s since-resigned secretary general, and Ker Chien-Ming (柯建銘), the party’s legislative caucus whip.
The failure underscores a perception that Lai and his DPP are in trouble with the electorate and unable to address basic voter concerns, hoping instead that sounding hawkish on China and the opposition KMT’s dubious business ties to China and soft-on-Beijing reputation will sustain the DPP.
Absent is any real debate within the DPP about critical issues for business, such as immigration liberalization for temporary residents, overregulation of banks and insurance companies, and the cost of energy. Taiwan has extraordinary tariffs and non-tariff barriers to trade to keep out American agriculture. It also curbs investments from Chinese, even when such inbound capital flows could come with no strings attached. Taiwan failed to attract virtually any of the capital fleeing from Hong Kong after Beijing ended the rule of law there in 2020; Singapore has been the primary beneficiary.
Americans trying to live or do business in Taiwan face multiple nuisances. Despite any official ban, expats report great difficulty opening Taiwanese bank accounts without a Taiwanese spouse and even then only with significant delay and hassle. Credit is difficult to obtain for highly creditworthy Americans.
To appease environmentalists, the DPP shut down the country’s last nuclear power plant and must subsidize increasingly expensive electricity for consumers. Its government-run power company lost a tidy $13 billion last year. Some DPP officials see a silver lining to Taiwan’s newfound, nuclear-free dependence on foreign energy imports. They believe that imports of U.S.-produced natural gas will decrease much of the $74 billion trade-in-goods deficit the United States has with Taiwan. Last year, Taiwan exported $116 billion in goods from America but bought only $43 billion in return. The U.S. trade deficit with Taiwan in 2024 was America’s sixth-largest. However, gas imports will not rectify this situation substantially: What Trump officials see is a DPP-led government beholden to lefty cultural issues like denuclearization and transgenderism, indifferent to U.S. business, unserious about defense, and unwilling to close a trade deficit.
Taipei is aware of its trouble with Trump. But efforts to change the dynamic are pathetic. In May, Taiwan’s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Washington hired Ballard Partners at a rate of $60,000-per-month for “strategic advocacy and government relations.” At first glance, it might seem wise to hire the Trump-friendly lobbying firm that recently employed Attorney General Pam Bondi, among many others associated with Trump. The reality is that this facile act is insulting to those who have sought to help Taiwan in Washington inside and outside of government. In effect, the DPP had a long record of playing footsie with fellow lefties among the Obama and Biden crowd and taking for granted Republican support. Then, once it realized there is an ascendant New Right in American politics that is largely indifferent to Taiwan, Taipei decided to throw a bone to some lobbyists it read somewhere are in Trump’s good graces. (Incidentally, there are rumors aplenty that Ballard has worn out at least some of its welcome among top Trump allies and appointees.)
And therein lies the true crux of Taiwan’s loss of Trump — and why the decayed state will outlast any eventual trade deal. It isn’t just diplomatic slights, inadequate defense and misleading promises, doubts about whether Taiwan will fight, the theft of U.S. intellectual property, celebrating what is in effect an Olympic gold medal in domestic abuse, indulging other woke passions, and anti-business practices. It is the failure even to seriously attempt to address any of these issues and an inability to understand and relate to the New Right in America. This deficiency cannot be rectified easily by throwing some money at a lobbying firm that may or may not be influential over Trump and inviting more irrelevant former officials to come to Taiwan to be feted and receive a sash from the president.
Trump has effectively brought down the curtain on the globalist, post-Cold War era. A new world order is taking shape — one that almost none of the foreign policy and economic experts predicted. It has many actors and moving parts around the world, but at its heart is a New Right in America that won’t win every election, but is ascendant and will be a political force with which to reckon not only for the rest of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and any Republican successor, but for many years to come. It is with this very different environment that Taiwan must grapple — likely with its own revised form of politics yet to be revealed.
Christian Whiton was a State Department senior advisor in the second Bush and first Trump administrations. He advised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nd other senior officials about public affairs and East Asia matters. He is a senior fellow at the Center for the National Interest and a principal at Rockies Aria LLC, a public affairs and government relations firm. He previously worked for KPMG LLP, Fidelity Investments, and Oppenheimer & Co. He is the author of “Smart Power: Between Diplomacy and War” and edits “Capitalist Notes” on Substack. He has appeared on Fox Business, Fox News, BBC, CNBC, Newsmax, NHK, Sky News Australia, and numerous other outlets. Mr. Whiton has a BA from Tulane University and an MBA from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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