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專業報告】本週宏觀觀察與問答 2025/8/3
發布日期： 2025-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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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專業報告】本週宏觀觀察與問答 2025/8/3
關稅戰走向尾聲
本週川普正式宣布最後一波關稅名單，儘管台灣、加拿大、印度等多國，在川普自訂的協議截止日前，持續進行高強度遊說，最終卻全數未能躲過新關稅的懲罰，白宮雖宣布對數十國加徵關稅，卻未同步公布任何具體的協議文本。
事實上，這次關稅，雖然以 10% 為全球基準起跳，但對主要貿易夥伴，仍分別施加差異化壓力，最終多數落在 15% 至 25% 之間。歐盟、日本與南韓皆以 15% 達成協議，換取投資與能源採購承諾。其中歐盟承諾，3 年內採購 7500 億美元能源，並投資 6000 億美元，日韓則分別承諾對美投資 5500 億、3500 億美元。
台灣稅率則調升至 20%，高於原先 10%，但低於威脅的 32%，半導體與 iPhone 等品項則暫不納入，越南則達成協議為 20%，避免先前所威脅的 46% 稅率，並針對轉運商品額外加徵 40%。
相較之下，加拿大與印度被課以 25% 至 35% 的高稅率，墨西哥雖暫維持 25%，但川普威脅 90 天內若無進展將升至 30%，中國則承受 30% 整體關稅壓力，部分電子產品豁免，並處於暫時停火期中，若未延長，8 月 12 日將再升溫。
當然，回顧過去幾個月，自 4 月 2 日解放日掀起首波關稅攻勢後，川普的貿易策略便充滿反覆與戲劇性，一方面對外高調宣稱，將在 90 天內達成 90 個協議，另一方面卻屢屢臨陣轉向，導致市場波動與政策可信度下滑，部分投資人以 Taco 原則，形容其慣於開戰後迅速退縮的談判風格。
其實，觀察一下各國的談判過程，似乎貿易協議的關鍵，不在條件，而在能否直通白宮，許多國家談判過程呈現出高度個人化的決策風格，是否能與川普通話、安排會面，往往比實質條件更具決定性。
比如，上週歐盟主席馮德萊恩親赴川普，位於蘇格蘭的高爾夫球場會晤，成功為歐洲爭取 15% 稅率，墨西哥總統希恩鮑姆，亦透過電話溝通避免關稅懲罰，反倒是加拿大總理馬克・卡尼，因近期宣布承認巴勒斯坦，反而遲遲無法與川普取得聯繫，加國最終被課徵 35% 關稅。
台灣的情況也同樣引發關注，我們知道台方一直都是很有溝通意願，台美雙方早在一個月前即接近達成協議，但後續根據彭博報導，因白宮顧慮對中協商，以及國內貿易壁壘仍有分歧，加上可能舉行的川習會，最終擱置原案，導致台灣被課以 20% 的關稅。
至於印度，儘管動用川普前顧問 Jason Miller 擔任遊說代表，也未能扭轉局勢，川普反而批評印度經濟已經死亡，並警告其與俄羅斯的關係可能引發制裁。
但回過頭看，現在成功與美方簽署協議的國家，主要落入兩大類型，一是同意全面開放市場、放寬美方界定的非關稅障礙 (如汽車安全標準、藥品檢驗規範) ，那麼可以拿到 20% 關稅；二是承諾對美投資鉅額資金，形同以投資買下關稅，則可以下調至 15% 關稅。即便如此，協議能否最終落實，往往仍須川普本人面談蓋章。
關稅協議簽成對通膨的影響
現在的問題在於，多數國家關稅協議是簽訂了，但稅率也不低，對通膨擔憂仍然存在。
首先它是針對進口成本加徵的稅賦，而非針對零售售價的指令性調整。當政府對某項進口商品課徵關稅，首先受到影響的，是進口商與供應鏈上游的成本結構，企業會根據自身的成本吸收能力、市場競爭壓力與品牌定價策略，決定是否、何時、以及以多大幅度，將成本轉嫁給消費者。
因此，即便關稅名目上提高了 15%，最終呈現在消費者端的價格漲幅，可能僅為其中一部分，且傳導過程往往是漸進式而非即時反映。這也意味著，關稅對通膨的影響，並非一瞬間全面顯現，而是一種溫和、拖延、可觀察的過程，給政策制定者留有空間判斷是否需要反應。
根據聯準會理事 Waller 的最新分析，這種擔憂，其實反映出對「價格上漲」與「通膨」本質混淆的誤解，Waller 指出，關稅的確會抬高進口商品價格，但這是一次性的調整，而非持續性的價格上升循環，並不構成真正的通膨壓力。
照他的邏輯，價格的上升不等於通膨，通膨指的是價格持續不斷上漲的過程，而不是單一事件導致的價格跳升，Waller 將關稅視為一種供給面衝擊 (supply shock) ，就如同一次性能源價格上漲，或自然災害對供應鏈造成的影響一樣。
這類衝擊雖會推高物價水準，但只要市場對未來通膨的預期穩定，中央銀行理應看穿 (look through) 這類短期效應，避免過度反應，換句話說，貨幣政策應聚焦於長期動態，而非短期價格波動。
此外，Waller 也警告，不應過度採取觀望策略，誤將暫時性的價格波動視為長期通膨趨勢，若因此延遲降息，可能導致政策錯失支撐經濟的最佳時機，特別是在勞動市場已顯露放緩跡象的當下，他主張，美國經濟目前已不再需要過度緊縮的政策環境，應調降利率至中性水準以降低下行風險。
當然，他也是聯準會主席的主要提名人選之一，可能他的說法也有政治動機，但這種說法，仍是有其道理。
總結來看，雖然關稅勢必會逐步傳導至物價，帶來一定程度的上行壓力，但這與 2022 年那類供應鏈斷裂、能源暴漲、通膨螺旋升溫，所引發的失控性通膨不同，目前屬於一次性成本調整，所造成的溫和供給衝擊。
只要政策當局能穩定通膨預期、避免市場誤判為長期趨勢，同時擴大原油產出等措施，緩解供給瓶頸，整體通膨仍有機會被有效控制，避免重演過去那種連續加價、預期自我強化的惡性循環。
聯準會難關
當然，剛才講到的沃勒，也只是眾多票委中的一種看法，回顧本週 FOMC 利率決策會議，基本就只有兩位理事，鮑曼與沃勒投下反對票，主張應立即降息。這是三十多年來首度出現兩票反對的情況，若觀察第二季 GDP 報告，這樣的分歧似乎也不無道理。
事實上，今年前兩季 GDP，由於進出口與庫存數據劇烈波動，市場更關注最終國內銷售，這一核心指標第二季數據僅為 1.2%，已連續三季下滑，證明上半年消費明顯降溫。
加上，最近非農數字 7 月新增就業僅 7.3 萬人，遠低於市場預期，更關鍵的是 5 月與 6 月，合計被大幅下修 25.8 萬人，代表過去幾個月聯邦政府大裁員，不管是統計局的精簡人力，或是市場數據也容易出現混亂，甚至就業市場可能早已惡化。
當然美國投資額看起來，接下來幾個季度會受海外企業大舉投資，總體民間投資，僅由設備投資支撐，商業與住宅建築活動則持續萎縮，設備投資成長幾乎全由資訊處理設備與智慧財產權購買所帶動，實質上反映的是 AI 資料中心投資熱潮，若剔除這部分，投資循環實已轉弱。
所以，聯準會內部主流決策，看起來仍選擇按兵不動，理由有三：
- 服務業通膨依然居高不下：第二季服務項目通膨為 2.9%，略低於前期，但整體趨勢並未明顯下降。
- 關稅通膨並非一次性：關於關稅對消費者通膨的實際傳導影響仍具爭議，而耐久財價格上漲趨勢令人擔憂。
- 成長減速可能只是正常化：美國國內最終銷售成長 1.2%，與長期趨勢相比並非特別疲弱。在經歷一場重大通膨危機之後，目前通膨仍高於目標，失業率亦處低點。此時若再次以「暫時性」來解釋上漲趨勢，恐過於冒進。
對於少數反對票而言，風險極低，若勞動市場轉弱，他們可被視為有遠見，若通膨復燃，責任則由多數決策者承擔，這也是聯準會不敢大舉轉向的原因。
數據滯後反應
那麼到底通膨來不來呢？我相信肯定是有的，但因為各種原因，導致沒有想像中這麼劇烈，但也沒有說完全沒有衝擊，很有可能是許多數據還未反映，或者相互沖銷，所以超過了原本市場預期的走向。
比如，關稅帶來的衝擊，為何尚未出現在整體經濟數據中？是否真如表面看來，美國獲得了一頓免付代價的免費午餐，年收 3,000 億美元關稅，卻未見通膨劇增或成長停滯？或是為何尚未形成投資衰退？一部分是還沒反應，因為上半年被囤了貨，還沒有大幅轉嫁。
部分估計指出，目前約有 20% 的關稅成本由外國出口商承擔，這一比例明顯高於，川普第一任期的水準，剩餘 80% 則由美國企業與消費者大致平均分擔。
但我想，一個合理解釋是，關稅帶來的負面效果正被其他推升動能抵消。首先，是人工智慧投資的狂熱和政府財政刺激的雙重推動，自 1 月以來，大型科技公司在 AI 基礎設施上的年度支出，預估已從 2,900 億美元增至 3,500 億美元。中小企業也積極跟進，帶動整體經濟活動。這股樂觀情緒削弱了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對資本支出的抑制作用。
台灣 20% 關稅風暴
這次川普公布數十個國家的課徵懲罰性關稅，台灣被課以高達 20% 的關稅稅率，成為在所有主要美國貿易夥伴中，僅次於瑞士的重災區。這樣的結果，立刻在台灣社會引發爭議，從單純稅率來看，當然會擔心，未能爭取到如日本、韓國的 15% 稅率，對台灣廠商的衝擊，但是否衝擊這麼大，距離 8/7 的關稅課徵日還有幾天，來得及談完嗎？
20% 的關稅只是暫時性結果
首先，按照台灣政府所說，目前美國對台灣課徵的 20% 關稅，並未如日韓協議中，詳細列出對美採購承諾、對美投資金額或開放特定市場的條件，這表示，台灣仍處於談判進程當中。
川普政府對此類談判，一直都是採取明確的階段式壓力策略，也就是先開出高稅率作為預設門檻，再視各國讓步幅度，與對美經濟利益回饋程度進行調整。
比方說，日韓雖獲得 15% 的較低稅率，但代價卻是上千億美元規模的對美採購與投資承諾，其中，韓國更被要求其 3,500 億美元，對美投資需由美方指定用途，換句話說，韓國並非自由決定投資項目，而是受制於華府政策指導。
相對而言，台灣尚未對外宣布具體的採購與投資承諾，也未明言接受哪些附加條件，在這種情況下，20% 的暫定稅率，更像是一種談判中間值，而非最終結果，川普政府未封死空間，留下調降可能，也為台灣未來爭取更有利條件保留彈性。
從順差角度 台灣稅率的確難比日韓低
雖然台灣的經濟體量與人口規模，皆不如日本與南韓，但從貿易數據來看，台灣賺得的錢，卻遠遠超過這兩個亞洲鄰國。根據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 (USITC) 數據，2024 年美國對台貿易逆差年增幅高達 54%，突破 700 億美元，創下歷史新高。
這種順差擴張速度，不僅加劇了雙邊貿易的失衡感，也更容易在美國國內政治氛圍中，被視為佔美國便宜，進而成為川普加稅正當性的口實之一。
相較之下，日本與南韓雖同為出口導向經濟體，但近年對美順差成長相對平穩，加上兩國早在談判初期便對美承諾大規模投資，展現積極配合態度，因此在本輪談判中僅被課以 15% 的對等關稅，相對爭取到較有利的待遇。
在川普政府主張「順差越大、關稅越重」的政策邏輯下，台灣的確更容易成為被課以較高稅率的對象，這點我們不得不承認。也正因如此，若台灣在未來談判中有不可讓步的產業底線，唯一能操作的空間，恐怕只能集中在擴大對美採購與投資承諾，試圖用進口換取出口稅率的調降。
對等關稅背後的兩大邏輯
再來，台灣目前策略，是將對等關稅與 232 條款下的半導體與資通訊 (ICT) 產品關稅合併處理。現在理解川普式關稅架構，需區分兩種邏輯：
產業別戰略關稅 (Strategic Industry Tariff) ：適用於鋼鋁、汽車、半導體與藥品等四大戰略產業，依據美國《貿易擴展法》第 232 條款進行國安調查後設定，此類關稅目的並非單純調整貿易失衡，而是建構完整的本土供應鏈，確保戰時生產能量。具備高度政治與戰略導向，難以談判。
國家別對等關稅 (Country-based Reciprocal Tariff) ：則完全依照該國對美順差程度設算。順差大，稅率高，順差減少，稅率自然調降，此為結構調整型工具，目的是迫使他國改變對美貿易行為，強化美方談判主導權。
而根據統計，台灣對美出口商品中，有高達約六成五的項目，屬於 232 項目涵蓋範圍。對照日韓與歐盟的談判經驗，他們在協商過程中，已將 232 稅項一併納入，若台灣未能比照辦理，未來恐需在不同談判場合分別讓利，等於付出兩次成本，才能換得一次性的稅率優惠，
這對以 ICT 出口為主的台灣而言，無疑是重傷，所以，這次若能趁此機會將 232 問題，一併納入協商，將有助於提升我方，在對美貿易談判的整體籌碼與效率。
對台灣而言，最佳戰略是在正式承諾，任何高額採購與投資前，先釐清整體稅率結構，並爭取將 232 關稅與國家別對等關稅一併整合談判，取得更具整體性的優惠。
尤其台灣若能以 ICT 產品投資美國為籌碼，如台積電加碼在美建廠、或鴻海、聯發科等擴大布局，不僅可換取關稅減讓，更能將美方產業綁入台灣供應鏈，形塑中長期互賴關係，擴張台灣在全球產業鏈的戰略影響力。
國內政治挑戰與外交現實限制
當然，現在很多輿論，質疑台灣談判團隊不如日韓犀利，未能及早達成協議，獲取 15% 稅率，但我們也清楚知道，台灣與日韓在談判條件上並不對等。
日韓皆為正式邦交國，總統與首相能親赴白宮，與川普面對面喊價，談判代表也能直接與美方高層互動，而台灣因外交現實，談判僅能透過中層官員向川普報告，往往被其視為不夠格的對手，使談判來回反覆，進展緩慢。
因此，川普對台灣採取謹慎策略，試探性地釋出 20% 稅率作為壓力，但未迫使立刻成交，實為在等待台灣內部出價與承諾具體化。
為何川普難對台灣下重手？
當然，川普最終仍有可能對台灣採取強硬手段，但與日韓等國相比，台灣在結構上具備明顯不同的優勢。
首先，台灣與其他談判國最大的差異，在於其於 AI 時代，主導全球半導體與高階資通訊產品的關鍵供應鏈。以台積電為例，其先進製程，目前在全球僅有極少數業者能匹敵，美國本土更難以在短期內實現替代，這些晶片是 AI 伺服器、新能源車、軍用雷達與飛彈導引系統的基礎原料，在經濟學上屬於需求彈性極低的戰略物資，換言之，美方是非買不可。
相比之下，日韓的出口結構以汽車、電器為主，與美國本土汽車產業高度重疊，美方出於保護自身產業的考量，對其施壓與設定嚴苛條件，具有更高的政治與經濟誘因，也因此，即便日韓已承諾大規模投資與採購，美方仍可能不斷追加要求。
而台灣出口美國的產品大多屬於中間材料，並非最終消費財，對美國企業是供應鏈上游，而非競爭者，美方並無必要對台灣下死手。
若川普對台灣的 ICT 與半導體產品課徵高額關稅，最有可能還是，成本最終轉嫁至美國終端企業，受害的將不是台灣供應商，而是輝達、蘋果等仰賴台灣供應的美國科技巨頭，課高稅不但無法施壓台灣，反而削弱自身產業競爭力，得不償失。
這也是為什麼，美方至今遲未針對 ICT 與半導體產品，明確宣布產業別稅率，一旦公布，不僅將立刻引發企業界強烈反彈，更會引來政治與媒體輿論壓力，使川普政府陷入兩難，稅率設得太高，會損及美國企業自身，稅率太低，則缺乏足夠的籌碼逼迫台灣做出更多讓步。這正是川普目前在對台政策上的關鍵困局。
少數科技巨頭出口膨脹 拖累整體關稅待遇
當然，這樣的高關稅，其實對台灣中小企業不公平，因為真正賺錢的是資通訊產品與半導體，然而衝擊最大的是無法將成本外溢、也沒有能力左右談判的中小企業，所以表面上是對全體台灣出口課稅，實際上卻是讓傳統產業，與地方出口商為高科技巨頭的出口數據背鍋。
從數據來看，台灣對美出口在 2025 年創下歷史新高，成長主因集中於資通訊產品與電子整機出貨。其中，資訊通訊及音訊視訊產品增幅最為明顯，月均出口額從 50 億美元，躍升至 2025 年上半年的近 160 億美元，幾乎翻了三倍。
這樣的成長固然鞏固了台美經濟互賴，但也擴大了雙邊貿易失衡。更何況，美方此次關稅雖名為對等稅率，但並未區分高附加價值的晶圓與晶片、OEM 代工的電子整機，甚至與科技無關的傳統加工出口產品，幾乎一體適用。
這種未精準區分產業的政策設計，使得原本就處於全球價值鏈下游的中小企業，首當其衝承受了價格競爭力下滑、訂單外移與營運壓力加劇的風險。
最後，當科技產業的出口榮景掩蓋了其他產業的困境時，中小企業就成了無聲的代價承擔者，接下來的關鍵，不只是對美釋出採購與投資承諾，更要設法讓台灣多元出口產業被合理區分、精準定義，才有機會讓這場貿易談判回歸公平的起點。
也許是一個契機
其實，這幾年台灣始終面臨一個結構性的難題，那就是國內資金充裕，卻缺乏具吸引力的投資管道，巨額超額儲蓄在國內滯留，既無法有效轉化為新產業動能，也未能帶動企業積極擴張，民間持有大量現金，但可投入的機會稀缺，導致龐大的壽險資金不得不外溢至美國國債市場，只為追求微薄而穩定的報酬。
在這樣的格局下，與其讓資金沉睡於低利率的債券池中，不如主動把握當前地緣重構的歷史契機，轉向美國戰略基建，開創全新的國際布局，即便報酬不若科技股耀眼，換來的卻是更深層次的穩定性與政治安全紅利。
既然新格局已經產生，台灣應將此次挑戰轉化為戰略轉機，透過大規模對美投資，不僅可緩解短期貿易壓力，更有望全面升級雙邊經貿關係。
無論是建立更多台系供應鏈，或是投入阿拉斯加的液化天然氣項目，這些都不只是生意，更是台灣被納入全球戰略資源鏈的珍貴契機，這背後的動因很清楚，美國正積極鞏固與盟友的產業與安全聯繫，而這正是台灣展現誠意、強化政治槓桿的黃金時間。
畢竟，台灣是一個缺乏原創技術，與資源掌控力的小型經濟體，過往資金多半繞不出台灣島，投資思維保守、國際佈局能力有限。
仔細想想，如果不是川普，若非當前地緣格局劇變，美國這些過去對外封閉的戰略資產與基礎建設，台灣根本難以染指，我們怎麼可能會想到，有一天會持股持有美國的基礎建設，如今機運臨門，我們若能以實質投資深化與美方的技術與安全鏈結，便有望讓自身地位從可有可無，升級為缺之不可。
從週期論來看，這些機會不是憑空降臨，而是歷史拐點所釋出的獎勵，台灣若錯過，未必有第二次入場券，再來，過去幾十年，台灣雖然內部政治紛亂、組織效率低落，卻總能在大歷史的節奏下，奇蹟式地踏對節拍，當世界一次又一次，把選擇擺在我們眼前，這一代人要做的，就是睜大眼睛、伸出手，把握它。
沒有關稅戰 台灣傳產也早已步入衰退
其實這次即使沒有關稅戰，台灣傳統產業也已經進入衰退週期。
雖然市場多數人，多將焦點集中在晶片與製造業出口所受的衝擊，這是因為上市櫃權值公司，股價波動，幾乎已跟國內傳產脫鉤。從更深層的經濟結構來看，即使美方未出手，台灣的傳統製造業早已陷入長期競爭力下滑的結構性困境，出口動能轉弱、產能規模萎縮，產業正步入全面調整期。
舉例來說，台灣曾被譽為工具機王國，但這個光環正快速褪色。2024 年金屬加工工具機出口僅剩 22 億美元，不但連續第二年衰退，且與 2021 年高點 30 億相比大幅縮水，出口占整體機械比重也從 2018 年的 10.7% 降至 9.2%，正式跌破一成關卡。
傳統機械類別的衰退並非個案，而是系統性現象。根據經濟部統計，近年來傳產用機械出口全面轉弱，包含造紙印刷、紡織機械、塑橡膠工具機、滾珠軸承與傳動軸等品項，自 2022 年起幾乎年年下滑，台經院最新發布的景氣燈號也持續亮出藍燈，反映台灣製造業營運環境明顯惡化，需求疲軟、訂單保守、產能利用率低落，整體景氣已呈現深度收縮。
所以，即便這幾年，AI 與半導體產業持續推升台灣出口創高，傳統產業並未同步受惠，AI 伺服器等高階電子設備出貨暢旺，但這波紅利集中於科技股與少數供應鏈廠商，傳產缺乏技術升級與品牌突破，無法搭上這一波成長浪潮。
目前，台灣非科技股的產能有 64.3% 仍集中在本地，顯示其抗風險能力與轉型靈活性，遠低於科技產業，亦難透過海外產能分散衝擊。
事實上，關稅戰更像是一種催化劑，加速台灣傳統產業原本就已在進行的結構性衰退，即使沒有外部關稅壓力，內部問題如產品同質化、產線缺乏升級誘因、海外競爭加劇、工資上升與環保成本壓力等，也已使許多廠商疲於應對。
從台股獲利路徑可看出，2025 年 Q1 與 Q2 仍有強勁表現，分別為 39% 與 24% 增速，但 Q3 與 Q4 預估僅剩 5% 與 4%，顯示產業已提早耗盡動能，出現旺季不旺的警訊。
這也說明為什麼台灣股市雖頻創新高，但多數製造業者卻感受不到實體景氣改善，股市與實體經濟的脫鉤，揭示了台灣經濟成長結構的兩極化，一邊是 AI 與晶片熱潮，一邊是傳統製造的寒冬，未來即便關稅問題落幕，這場產業轉型與競爭力重建的戰爭才剛剛開始。
川普經濟學形成
歷經四個月的高壓談判與輪番加徵關稅，儘管引發各方爭議與抗議，這場由川普主導的全球關稅戰，最終在帳面上呈現出令人震撼的結果，美國既拿到了稅金，也換得了資金，還贏得了訂單。
這樣的結局，正是川普經濟學的實踐成果。他用關稅作為槓桿，改變了傳統自由貿易的遊戲規則，讓全球資本與產能重新對準美國市場，在關稅戰的煙硝散去之後，世界赫然發現，一場新的經濟秩序已經悄然成形，不再是誰最有效率地生產，而是誰有能力壓制對手、重組供應鏈、主導投資流向。
而這套川普經濟學的背後，其實隱含一個古老卻日益迫切的問題——當全球生產過剩已成常態，真正稀缺的，是需求本身。過去幾輪的經濟衰退，都是產能過剩的問題，所以幾乎每次的大繁榮時代，都是開創新需求，或是靠戰爭解決。
這也讓我們意識到，在一個人口有限的地球上，如何配置有限的需求，是全球經濟穩定與否的關鍵。
在這樣的結構背景下，川普推出高關稅政策，雖然飽受批評，卻意外構築了一個新的全球經濟邏輯，當美國不再承擔全球買家的角色時，就必須挑出一個生產力過剩的國家，作為代價承擔者，以避免整體市場失衡。
而這一次，這一次，被擋在門外的就是中國，透過貿易壁壘與關稅調整，中國龐大的製造能量無法再輕易流向美國市場，勢必面臨產能過剩的深度調整。
這樣的策略或許冷酷，卻務實有效。只要美國主導的經濟圈內部價格不崩盤，那麼至少這一個區塊的經濟可以維持穩定，對其他國家來說，若不希望淪為供過於求的犧牲品，就必須與美國積極協商，取得進入市場的門票，畢竟，全球真正有購買力的國家只有一個，那就是美國。
而川普的另一項宏觀布局，則藏在財政與金融政策的調配之中。他一方面希望美國減少舉債，避免重蹈債務危機覆轍，但又不願意犧牲國內經濟增長。
解法就是把去槓桿的壓力轉嫁出去，讓其他國家擴大舉債、增加投資，進而撐起全球的總需求，這是一個全新的時代邏輯，美國去槓桿，全球加槓桿，華府收縮財政槓桿，盟友們擴張信貸與財政支出。結果是，美國可以穩住經濟不跌，還能保持美元資產的吸引力，讓全球資金繼續回流。
然而，光靠關稅與信貸重分配仍不足以構成完整戰略。川普也清楚，美國未來的競爭力不只是壓制對手，更要鞏固自身的產業優勢與選票支持。
我的看法是，《大而美法案》的推出，，正是這種複合式政治與經濟操作的體現，一方面延續對化石燃料產業的補貼，滿足核心支持者與中西部能源利益集團，另一方面也嘗試保留部分 AI 與高科技投資，維繫創新動能，這是一場在選票政治與國家戰略之間的精算平衡。
但問題也隨之浮現。《大而美法案》可能會逆轉，過去二十年美國在綠能領域所累積的成就，像是太陽能、電池儲能與電動車，等新興產業原本從無到有，已經創造數十萬就業機會，卻可能在此法案下遭到壓縮。再生能源的審批流程依然繁瑣，傳統能源的稅收減免依然存在，美國有可能錯失下一輪全球能源轉型的領導機會。
但值得注意的是，川普雖在能源政策上對既得利益集團讓步，卻並未完全放棄未來產業的主導權，他透過高關稅手段重塑全球貿易秩序，並藉由談判迫使各國以對美投資換取關稅豁免或減免，這些巨額投資並未全部流向化石燃料或舊產業，反而有相當一部分被導入 AI、半導體與資料中心等新興領域。
換句話說，川普用一隻手安撫了選票與能源利益，卻用另一隻手繼續推動生產力引擎的運轉。他以談判換資金、以資金建基礎，將美國的 AI 產業生態，鞏固在全球的核心位置。這正是他擅長的交易邏輯，讓盟友加槓桿投資，讓美國保有技術優勢與資本控制，持續吸納全球創新的紅利。
回顧過去 20 年，美國擁有所有條件，資金、人才、創新文化與制度力量，但若固守過去的分配模式，終將被更具決心的對手超越，現在的重點，已不只是避免衰退，而是主動擴張那些已被證明有效的新興引擎。
川普雖不照本宣科，卻清楚掌握了全球經濟的權力槓桿，需求主導、資本吸納與產業控制三者合一。
從整體來看，無論我們喜不喜歡川普的風格，他確實提出了一套，不同於傳統自由貿易的全球重組藍圖，他明白，美國已不可能靠大量舉債支撐全球經濟，只能靠主導投資流向與產業生態，讓別人替他擴張。未來的國際競爭，將不再是出口導向與貿易順差的比賽，而是誰能吸引投資、控制創新、成為全球資本與需求的終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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