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專業報告】川普與美債
發布日期: 2025-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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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專業報告】川普與美債
如何看之前的 6.5 兆六月美債危機傳聞?
前陣子市場上,開始出現一些對六月美債危機的擔憂聲音,這類說法,我的看法是,美債確實存在一些結構性壓力,但這並不等於即將面臨實質性的危機,以目前的金融體系來說,美債仍是最主要的避險與定價資產,只要美元仍是全球儲備貨幣,只要美國沒有發生戰爭或根本性的信用喪失,市場對美債的基本信心就不太容易動搖。
以 Q2 來說,的確有將近五兆美元的美債即將到期,但這不是第一次出現類似規模,去年第二季也差不多是這個數字,全年甚至有幾季接近 5 兆多美元,市場並沒有因此出現恐慌,更進一步看,今年六月到期的債務中,有八成以上是短期國庫券,這類資產流動性高、風險極低,在現金管理或機構配置上仍屬首選,連像巴菲特這樣的投資人都持續加碼,他的現金部位幾乎都是短天期國庫券,持有量甚至比聯準會來多。

事實上,過去一週,美國 5 年期公債,在最新一場規模達 700 億美元的拍賣中,甚至出現歷來最高的外資需求,徹底逆轉上月市場對美債信心崩潰的氛圍,說明短債需求還是很大。尤其,這次中標利率為 4.071%,雖略高於上月的 3.99%,但仍是 2024 年以來最低水準之一,且優於市場預期的 4.075%。
最引人注目的是外國投資人 (間接投標) ,拿下高達 78.4% 的配額,創歷史新高,顯示全球資金對美國資產的信心依然強勁,相比之下,直接投標 (通常代表美國本地機構) 僅得 12.4%,大幅低於上月的 24.8%,承銷商僅吸收 9.2% 的餘額,為歷來第二低,整體而言,這場拍賣強勁表現,說明大家不擔心美國,只是對長債興趣缺缺。

當然,有些人還是會擔心,美國政府只是發新債還舊債。的確,雖然聽起來不太好聽,但實際上這就是政府債務管理的常態操作,美國如此,其他多數主權國家也不例外,只要市場對再融資能力有信心,這種機制本身就不是問題,近期雖然長債殖利率波動大,但我們也看到很快就有資金進場承接,說明市場仍有足夠的流動性與接受度。
總體來看,美債並非毫無風險,但目前的擔憂有些被放大,回到基本面與制度機制來思考,只要美元地位未動搖,只要資金仍以美債為核心配置,市場對美債的信任短期內難以撼動。
關於美債降評
過去一段時間,穆迪是最後一家,仍維持美國 AAA 評等的信評機構,那麼這次下調對我來說,象徵的不是市場恐慌,而是現實終於追上了長期被忽視的結構性問題,畢竟美國的財政赤字,早已不是新聞,從 2022 年的 3.7% 飆升到 2024 年的 6.4%,接下來還可能在 2035 年突破 9%。
以美國聯邦債務占 GDP 比重的歷史變化趨勢來看,從 1790 年以來一路攀升,特別是在二戰後與 2008 年金融危機後加速上揚。目前債務已超過 GDP 的 100%,並根據現行法律預測 (黑點) 與國會新法案假設情境 (橘點) 顯示,未來十年債務比重將進一步衝高至 125%。

不過,回顧歷史,美債長期就在膨脹,且降評不見得是災難,2011 年標普下調美國信評那次,道瓊指數隔天崩了 6.6%,但六個月後就創新高,債市也反而逆勢上漲,10 年期殖利率從 3%,一路跌到不到 2%,因為投資人還是把美國當作最後的避風港。
2023 年惠譽降評,市場幾乎沒什麼反應,股市穩住了,一路噴上去,這讓我更確信,市場對信評的反應,不只是看新聞標題,而是看整體經濟與政策背景。

當然,這次穆迪的降評不只是象徵性的警訊,而是對美債投資者的一次現實檢驗,雖然不少人開始擔心,美債標售不佳是否意味著需求萎縮,但剛才已經提到,我問題並不是「有人不想買」,而是「現在沒人想買」。
對許多央行、保險業與養老基金來說,美債不是一個可以自由選擇的投資,而是制度性被迫持有的標的,但當市場預期未來還有更高利率、更嚴重赤字,甚至更進一步的關稅與通膨壓力時,大家寧願先觀望,等待更便宜的價格出現再進場。
我始終認為,美債並未失去其市場功能,但我們也不能再用過去那套,「買了就穩賺」的邏輯來看待它,當殖利率走高已經無法吸引足夠的買盤,當美國政府的財政紀律不再被信任,市場自然會要求更高的補償,也就是更高的殖利率、更低的債券價格。
在這樣的環境下,美債依然有角色,但它不是無腦配置的聖杯,而是需要謹慎判斷時機與結構的工具,當然,很多人會擔心,長期來說,這是否會動搖全球對美元資產的信任,貝森特之前說「信評是落後指標」,但如果外資資金開始尋找替代選擇,美債殖利率上升、美元需求下滑,那可不是什麼理論推演,而是會真真切切反映在價格上的轉變。
的確,我們過去仰賴的美元系統,也就是美國用美元買全球貨,全世界拿美元買美債,如果這邏輯開始鬆動,美元的全球角色就會面臨調整壓力,未來會怎麼走,我不敢斷言,但我覺得市場正站在一個重要分岔點,要嘛就是走向調整版美元霸權,要嘛就是世界進入一種,更加多極化的貨幣與貿易體系,但那都是長時間的事了,短期內,美元資產仍是少數的主流資產。

關於《大而美法案》對美債影響
川普上任後,美債殖利率波度劇烈,許多媒體和經濟評論者認為,罪魁禍首是川普和共和黨正在推的《大而美法案》,這項法案,估計未來十年要花掉 4 兆美元,嚇壞了市場,讓投資人擔心財政紀律、轉身拋售美債,不過,這種解釋有點太表面了,不但忽略了整體經濟變化的脈絡,也完全錯判了市場的反應機制。

首先,美國財政赤字不是這禮拜才出現的事,美國政府長年支出過度、舉債成性,這對市場來說早就是舊聞,而且,拜登執政期間推出的支出規模,遠比這次的減稅延長案大得多,當時市場也沒見得反應過度。現在媒體卻突然高分貝地說,這套還算保守的稅改案會讓債市崩潰。
解釋這一波殖利率上升,不能只把焦點放在稅改上。實際上,市場走勢的核心原因有三個,而其中最被低估的,是對川普貿易政策的不安情緒,自從四月初川普宣布「貿易解放日」、重新啟動對等關稅以來,市場便開始反映潛在風險。
事實上,美國長期依賴全球貿易夥伴的美元回流來支撐債券需求,如果進出口趨緩,外資購債的意願自然會降低,這原本就是推升殖利率的結構性因素,此外,關稅不只打擊國際貿易,也提高了企業進口成本,壓縮消費力,對整體經濟成長形成拖累。
另一個常被忽視的邏輯是,隨著短期衰退風險下降,市場反而不再積極買進長天期公債避險。過去一年,由於對美國經濟衰退的擔憂,資金曾大量湧入長債市場,壓低殖利率。但目前的情勢已經不同,美國經濟數據並未出現崩盤,失業率維持低檔,製造業與服務業也出現回穩跡象,甚至不少機構開始上修對 2025 年的成長預測。
比如,亞特蘭大聯邦儲備銀行的 GDPNow 模型估計,2025 年第二季 GDP 成長率達 3.8%,其中淨出口更貢獻了 1.4 個百分點,在這樣的經濟預期下,市場自然不會急於鎖定長期利率,長債需求轉弱、價格下跌,殖利率因而上升,這並非稅改導致的結果,而更接近是一種風險偏好轉變下的市場調整。

至於許多媒體與分析把矛頭指向稅改,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政治選擇,相較於關稅,減稅在共和黨選民間更具吸引力,批評關稅容易被貼上「親中」或「反製造業」標籤,因此針對減稅大做文章成為一種更安全的抨擊方式,媒體利用財政赤字這個事實,炒作赤字恐慌,把債市動盪都歸咎於《大而美法案》,達到政治攻擊的目的。
這種操作其實早有前例,2022 年,英國特拉斯政府推出稅改時,也曾引發短暫債市動盪,結果一片撻伐聲中,她的政策根本還沒實施就已被扼殺,最終甚至因此下台,債市後來回穩了,但政治代價已經付出,今天的美國,看起來正走在類似的劇本上。
所以,殖利率上升不是單一事件的結果,而是多重政策與經濟結構變動交織下的反映,如果我們只盯著稅改,反而容易錯失真正的節奏與風險來源,市場不是傻瓜,真正讓資金卻步的,是混亂的貿易政策與無法釐清的政策矛盾,而不是一項稅收減免本身。
關於聯準會的降息步調
聯準會一方面早該降息,但因為川普的關稅問題,一直在等近一步政策確定性,這是他們面臨的兩難,但卡在這樣的區間越久,大家也會越擔心。
我始終認為,聯準會若真想擺脫當前的窘境,第一步就是要有勇氣,重新定義自己的任務與目標,不是技術上的微調,而是從根本上重新思考,什麼才是真正能穩定經濟、引導市場的貨幣政策。
過去那套以「2% 通膨目標」為中心的準則,曾經建立起某種穩定預期,但在今天這個變化劇烈的時代,反而成了一種制度性的自我限制。
我們所面對的通膨,早已不是經濟過熱或需求過剩所能解釋,我們看到的是能源轉型帶來的新成本、人力市場結構的長期轉變、供應鏈為安全重組的代價,這些都構成了「結構性通膨」,不是聯準會手中那把升息降息的螺絲起子,可以精準處理的,過去我們信仰的那套機制,如今反而讓央行進退失據,市場也開始用腳投票。
 所以,很多人還在問「什麼時候降息」,但這個問題本身是動態的,不是聯準會不想降,而是它已經陷入一種邏輯僵局,既不能承認工具失靈,又無法提出新的敘事來說服市場,這種曖昧策略只會讓投資人更焦躁,資金流向也愈來愈短期化。我甚至覺得,聯準會說得愈少,殖利率反而愈大聲,它正用價格在逼問央行:你究竟還有沒有方向?
這不只是政策的問題,更是信任的問題。如果聯準會無法提出一套與現實接軌的新邏輯,市場遲早會把它當成一個無法領航的機構,不再等它表態,而是直接自行定價,這在我看來,是央行角色的根本動搖,如果央行無法再被視為預期的錨,那殖利率曲線就會開始反映制度的不確定性,而不是宏觀的穩定性。
所以,我認為聯準會必須走出舒適圈,停止用過去的模型解釋現在的世界。
2% 通膨目標不該是神主牌,而應該是一個可調整的參考區間,中性利率不該從歷史平均中推算,而應該從當前結構中重估,我們需要的是一場世界觀的升級,而不是只是把工具調整個 0.25 個百分點來裝作有為。
尤其前幾週,債市正在發出警訊,如果聯準會再不重建政策敘事,那麼這場信任的裂縫將會迅速擴大,我相信這場重構終將發生,但若不是由聯準會主動主導,那麼節奏與方式,就會交由市場決定,等於市場會引導聯準會的政策變化。
如何理解川普的政策矛盾?
川普政府的財政政策一直以來充滿矛盾,特別是在關於減債這個目標的論述上,的確令人難以信服。一方面,他與共和黨主張要削減美國龐大的財政赤字,另一方面,卻又持續推動大規模的減稅與高關稅政策,這兩者在經濟實務上本就很難並存,更令人困惑的是,這些政策看似彼此可以互補,實際上卻因為執行邏輯衝突而彼此抵銷。
川普強調,關稅不只是貿易工具,更是籌碼與稅收來源,他們主張透過提高對外關稅來迫使他國讓步,同時在國內實施減稅以舒緩物價上漲壓力,激勵投資與消費,然而,這種做法面臨一個現實問題,若要藉由減稅降低民眾稅負,那就需要有足夠的財政收入來源作為補償,而如果關稅只是短期施壓工具,最終將被降低,那麼財政平衡便無從談起。

另一個矛盾點則是對通膨與匯率的處理,川普陣營希望透過關稅與債券市場的結構改變,促使美元貶值、促進製造業復甦。但這又與其減稅所可能帶來的資本回流與美元升值效應形成牴觸,當政策目標彼此衝突時,市場不僅無所適從,整體財政戰略也缺乏穩定方向。
從這些矛盾可以看出,所謂的「減債」,更多是一種政治包裝,而非川普政策真正的優先事項。過去他在第一任期內所強調的減稅政策,不但未讓赤字下降,反而擴大了聯邦債務。這次若再重啟類似路線,預期上的財政收縮就更難實現。
然而,這並不代表川普經濟政策毫無可能性。在我看來,真正值得關注的,不是他是否能「大幅削減財政赤字」,而是他是否能透過其他手段,讓美國的經濟總量快速擴張,只要名目 GDP 成長夠快,即使絕對債務不變或略增,債務佔 GDP 的比例也可能出現下滑。這樣的改善並非真正的去債,而是透過規模擴張稀釋債務壓力。

因此,我對川普是否真能實質「減債」,並不抱持太大期待,畢竟,他提出的大而美法案,雖對年收入超過 50 萬美元的高所得家庭,提供高達 1.1 兆美元的減稅優惠,但在支出端卻幾乎沒有相應的削減。這樣的財政策略,其實並不是要緊縮預算或壓低總債務水位,而是試圖透過大規模減稅,激勵企業與富裕階層加大投資與消費,進而推升整體 GDP 成長。

若這套邏輯成立,的確可能讓債務佔 GDP 的比率表面上趨於穩定,也就是說,不靠減債,而是靠「拉高分母」來稀釋財政壓力,然而,從國會預算辦公室 (CBO) 模型的角度來看,這種做法效果恐怕有限,歷史經驗也告訴我們,對富人減稅並,不一定能有效轉化為實質的內需擴張,或實體經濟投資。
所以,如果說川普真的能讓市場相信,美國財政壓力仍在可控範圍內,關鍵恐怕不在於他是否降低赤字,而在於他是否能透過資本回流、製造業重建與經濟成長,維持住一種「增長優於債務」的敘事。某種程度上,這更像是一種經濟層級的政治平衡,而非真正的財政紀律。
關於馬斯克的省錢計畫
當初聽到馬斯克說他能幫美國政府省下 2 兆美元,我坦白說是願意相信的,畢竟他不是空口說白話的人,像是 SpaceX、Tesla、Starlink 的種種成就,都是值得肯定這個人的執行力。但幾個月過去,那個雄心勃勃,要砍掉三分之一聯邦預算的計畫,在半年內從 2 兆縮水成 1 兆,最後又調整為 1500 億美元。
但事情不只是數字縮水那麼簡單,根據 DOGE 網站本身公布的資料,到五月中為止,他們聲稱已經幫納稅人省下 1700 億美元,這個數字聽起來仍然很誘人,也讓不少人以為馬斯克說到做到。然而,根據裡頭得收據,這 1700 億裡面,能找到明確資料佐證的,只佔了四成左右。
如果再進一步篩掉那些收據標註為「無法獲得」的項目,剩下能夠核實、看得見具體來源的節省金額,只剩 420 億美元,大約只佔整體宣稱金額的四分之一,換句話說,絕大多數的節省,能驗證的其實不多。

當然不是說 DOGE 什麼都沒做,他們確實取消了一些可疑的租約、終止了某些補助金、甚至也有打擊詐欺和重談不合理合約的行動,問題在於,當一個計畫標榜「透明與數據導向」,卻不斷曝出誇張錯誤,就讓人很難不懷疑其中的誠意。
比如,今年二月他們把一筆 800 萬美元的合約,錯記為 80 億,整整差了一百倍,這筆數字之所以被注意到,是因為它剛好成為當時收據上最大的節省項目,若不是太離譜,或許今天還沒人發現,馬斯克的回應是:「沒有人能百分之百正確。」
坦白說,大家都願意給他空間犯錯,畢竟政府效率低下是美國老問題,願意有人來踢鐵板改革本就值得肯定,但問題是,改革若缺乏嚴謹,那它遲早會變質,DOGE 的本質,是一場透明與效率的公信力實驗,可惜目前看來,它更像是一場數字表演。

如今,馬斯克準備卸下 DOGE 的主導職務,或許也象徵著這場節流革命進入尾聲。從 2 兆到 1500 億,再到眼前那個只剩四分之一可驗證的數字,DOGE 的削減幅度,可能也差不多了。對馬斯克而言,這場實驗既展現了他的野心,也暴露了限制。他或許真的想讓政府更像一間公司,但政府不是 SpaceX,無法靠火箭速度清除冗費,DOGE 的終點,也許不是一場失敗,而是讓人重新思考,當一個天才想用工程邏輯解決體制問題,我們該相信執行力,還是警惕過度簡化的公式。
美國真的不偉大嗎?
這次關稅戰,讓大家意識到有多依賴美國市場,有些人問,如果美國人不再願意當全球最終買家,誰還能接手?川普之所以敢這麼強勢,是不是因為美國早就向全世界買太多東西了?而這些購買,真的讓美國吃虧了嗎,竟我們也知道,美國在服務業、全球資本與企業利潤分配上,早就占盡上風。
那麼,美國到底是輸家還是贏家?我認為答案顯而易見,美國其實從來沒輸過,只是它的內部結構正在崩出裂縫,從經濟總量、創新能力、資本市場深度到科技控制力,美國依舊是全球最強大的經濟體。但問題不是國力衰退,而是這份強大分配得太不平均了。
其實,所謂的「讓美國再次偉大」這句話,其實透露出一種很深的內部焦慮,事實上,美國根本不需要再次偉大,因為它從未失去那份地位,問題不是外部世界不夠給力,而是美國內部的經濟秩序出了問題。過去幾十年,隨著製造業外移、金融與科技崛起,華爾街與矽谷變成新神話,但中部鏽帶的工人、市郊的社區卻逐漸邊緣化。
回頭看美國的經濟史,從二戰之後到冷戰結束這段時間,是所謂的製造業時代,而 1991 年以後,美國則全面擁抱科技與金融,這個轉折點不只是一場政策改變,更是一種價值選擇,美國不再想經營實體產業,而是讓資本自由流動,去追逐最高的利潤。
這條路的確走出了繁榮,美國掌握了科技上游、金融中心、品牌價值、專利制度,也成功打造出一套全球資本閉環。但代價是什麼?是製造業城市的空洞化,是工人階層的斷裂,是大量中產階級的失落,川普的崛起,不是因為他有多高明的經濟計畫,而是他說出了這群人的憤怒與失望

他提出關稅、打擊自由貿易、強調產業回流,很多人說他逆全球化,其實不盡然,他不是想回到過去的製造業時代,而是想透過貿易衝突與談判壓力,重塑全球價值分配的槓桿,想要在不打破金融與科技核心地位的前提下,逼企業把更多利潤與工作留在美國本土。
這是一種非常川普式的思維,從制度面改革,而是用威脅與談判當槓桿。簡單粗暴,但某種程度上也非常有效,像是現在,平均 10% 的關稅已經上路,很多企業被迫重新評估供應鏈,各國政府也紛紛選擇觀望甚至讓步,這種局勢,其實就是川普設計好的,一開始就擺出極端姿態,讓後續的談判有更多空間。
當然,這樣的做法副作用也不小,短期內,美國可能因資本回流與政策效應而受益,但中長期來看,通膨壓力、全球不確定性與市場波動都可能成為反噬,川普打開了那道傷口,但他並沒有真的處理好體系的深層病灶,像是資本課稅、財政重分配、教育與勞動保障體系,這些他根本沒碰。
說到底,我其實並不認為,川普能根本解決美國製造業的空洞化問題,但他的確讓這個議題被重新端上桌,他不是解法的提供者,但他是逼迫我們重新正視問題的人。
對我們這些站在外圍觀察的人來說,也許更重要的是認清這場變局的性質,這不是單純的貿易糾紛,而是一場內政外溢的國家級再分配工程,川普讓世界明白,美國的問題不是全球化,而是全球化下的分配機制,而他的方式,不過是用最政治化、最具破壞力的形式來強迫體系修正。
總結來說,我不覺得美國真的輸了,它只是終於感受到自己設計的體系,也會反過來傷到自己,而川普,是那個走進痛點、用力按壓的那個人,他未必能療癒,但他讓我們看見了傷口。美國早已夠偉大,真正缺乏的,是如何讓這份偉大分配得更公平、更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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